虽然所有破坏法治的思维几乎都体现为思维过程中逻辑的中断，然而，正是逻辑思维的中断才为法律方法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
其实西方有学者早已指出，全球化时代西方传统法律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主流英美法律理论传统上只关注两类法律秩序：国内法和国际法。当前，在国际法治理论研究方面，迫切需要加强和深化以下方面的研究：(1)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研究，以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为宗旨推动创新国际法，以提高全球治理效率为目的强化遵从国际法，以实现全球治理价值为归宿公正适用国际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法治实力(法治硬实力、法治软实力、法治巧实力、法治竞争力)建设，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成为现代化强国建成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理，关于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公正司法制度的法理，关于全民守法和普法制度、法治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的法理，关于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政法制度、监察体制的法理问题。要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因此，任何法治效能的实证研究，都应当主动而合理地指出该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2)实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的依法(依规)治权工程，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相统一，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用法律和制度管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种实体法上的区分虽然貌似清晰，但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一旦切入到司法实践的具体语境，要件识别就不顶用了。
后果为锚消解了刑法中的道德色彩，从而可以为法律决策提供功能解释，而不是道德解释。受害人之一陈述说于欢从身上取出凶器，但因该陈述与其他受害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不符，未被法院采纳，而凶器的来源始终未被控方和法院查清。下文首先解释法律为何要区分上述这两种犯罪，而这需要了解刑罚的边际威慑以及犯罪意图的经济学逻辑。二、法律教义之创制的理论描述 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是本文为描述法律教义之创制过程而设定的背景问题。
流程化的推定-反证将各种区分因素按照重要性程度作了排序，司法过程更加清晰，裁判结果更容易预测，法律的激励信号也因此得以强化。只有能以合理成本预防事故的当事人的行为，才会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犯罪目的诱发作案动机，作案动机只是启动犯罪的心理能量，但犯罪意图反应作案时刻的心理状态，因此只有犯罪意图才直接决定犯罪的行为，没有杀人的动机，不等于没有杀人的意图。但在给定支出增量的前提下，将加大的惩罚用于威慑故意杀人，比之用于威慑故意伤害，前者是一种显著优化的投资方案，因为减少杀人案件和减少伤害案件是不等价的回报。刑事司法裁判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过程，所有的证据和信息被编码之后进入运算。受害人虽有过错，但过错在先，是构成防卫情节的过错，而非导致死亡的过错（比如延误医治或处置伤口不当等）。
当辩护律师公开上述主要辩护理由之后，有媒体甚至猜测该案会出现惊天逆转。当然，后果主义立场并不完全忽略道德义务论，但它会把道德义务论还原为一个经验要素来对待，亦即考虑冲撞公众道德直觉所要付出的代价。简单地说，即使林森浩只想伤害黄洋而没想要杀死他，但在追求伤害的同时，他放任了黄洋的死亡。只要潜在的罪犯设法控制伤害后果，努力避免判断失误，则其就有更大概率获得较轻的惩罚
不止于欢母子，就连公司员工也没感觉到会发生危险态势，否则不至于拖延到晚上十点多才决定报警。其一，投毒未到致死量是一个伪命题。
法律教义的理论检验是创制法律教义的组成部分，此过程应该先于法律教义的实践检验。而当B值低于零值时，该故事的发生意味着当事人投入的避免成本是比B值更低的负值，亦即当事人朝追求该事故发生的方向投入了足够的成本，此时就会构成直接故意杀人。
粗略地说，当且仅当行为人确信其行为不会导致受害人死亡时，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发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田继伟投毒案，恰好可以为此提供讨论素材。次日早上，黄洋饮水后出现干呕现象，遂入院治疗。假定黄洋中毒后侥幸活了下来，那么法院自然会首先考虑故意伤害，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林确信投毒量足以致死（这将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行凶发生于警察到场之后，此时于欢母子面临的危险--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减轻而非加重。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法律教义是天生的免检产品。
法律的面孔永远是刻板的，法律教义充其量是给它增添几副面具，但真正能够让法律面孔生动起来的，是法律和法律教义共同遵循的实践逻辑。鉴于时下主流法学界对后果主义一贯抱持的批评态度，本文在开篇之处对后果主义作一个简单辩解。
而如果行为人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足够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事先看来行为致死的概率很高，此时致死就是行为人放任或追求的结果，因此构成故意杀人。2.只是故意伤害？ 虽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张，但被法院拒绝采纳。
刑法因为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成为最具道德色彩的法律。法律教义和法律本身一样，必须在社会总体福利的规范性目标之下经得起检验。
如果借助汉德公式，那么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区别就可以被观察到。由于主观方面不可观察，故而无论是将其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作为辨识不同犯罪的区分依据，都只是暂时的敷衍，因为刑事司法实践的所有操作性依据最终只能是行为和后果。只要潜在的罪犯更容易理解和感知刑罚的威慑，那么就更不可能在控制犯罪后果方面心存侥幸。第五，于欢亮出凶器，这应被视为一次严重的挑衅，而受害人等面对此挑衅的反应并无反常，也完全在于欢的预料之中。
不同的理论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模式，好的理论可以减少数据处理中的偏误。三、法律教义的理论检验 前文的分析为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找到了依据，同时提供了一套操作流程，简化版的推定-反证法则可被视为一条操作性法律教义，下文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检验。
而林森浩却是唯一能以合理成本避免该事故的当事人。但若反证仅限于证明行为人在作案过程中遇到了他无力控制的因素，则不能推定为故意杀人未遂，因为另一种可能--行为人同时采取了控制行为后果的足够措施，此时无法被排除。
这就是为什么按犯罪构成理论处理刑事案件很容易陷入困境的诸多原因之一。如果刑法对故意伤害的处罚与对故意杀人的处罚同样严厉，那么罪犯就更可能杀死受害人以消灭证人，因为那样做将显著降低他被警察抓获的概率。
就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而言，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比推定-反证法则更好的操作性法律教义，但仍有两个备选方案有资格参与竞争：一个方案是不创制任何法律教义，把问题留给司法者去自由裁量。倘若采用理性人标准（the reasonable man standard）来界定过失，则结论确实如此。但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被害人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已于2016年5月23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死因排除受害人过错的前提下，致死就只能归咎于伤害行为，而于欢却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作案工具，也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捅刺部位，更没有控制捅刺的力度。
其主要理由是：（1）投毒未到致死量。但犯罪目的不等于犯罪意图，以目的取代意图，正属于前文讨论的典型错误。
本文将要论证一种与法学界主流意见及一审、二审判决都完全不同的意见，亦即认为应判处于欢故意杀人罪。当然，后果主义立场并不完全忽略道德义务论，但它会把道德义务论还原为一个经验要素来对待，亦即考虑冲撞公众道德直觉所要付出的代价。
故而，较之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的主观恶性较小，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也较小。这种实体法上的区分虽然貌似清晰，但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一旦切入到司法实践的具体语境，要件识别就不顶用了。
